大象一退再退

原标题:大象一退再退

大象一退再退

林建刚/文 今年上半年,最受中国人关注的动物,无疑是迁徙的大象。

大象为何迁徙?专家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不过,现实中大象的迁徙,让人想起英国汉学家伊懋可的那本《大象的退却—一部中国环境史》。在这本书中,伊懋可提出了一个问题:几千年前,一直活跃在中国华北与西北地区的大象,为何在千年之后,最终退却到了中国西南地区?大象在过去几千年的千里迁徙史,其实就是华夏地区的自然环境在几千年里的变迁史。

这里,既有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冲突与融合,又隐藏着中国迟迟未发生西方式工业革命的秘密。

一、大象退却背后

中国的远古时代,大象在中原地区还比较普遍。这可以从两个个方面得到确证。第一,先秦诸子的文化典籍中经常提到这种动物。《孟子》一书中就有“周公相武王诛纣……驱虎豹犀象而远之,天下大悦”的记载。与之相印证,河南省简称“豫”,豫字右边是一个象,有人由此认为当时的河南就是大象的聚集地之一。第二,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,考古学家在这一地区发现了很多关于大象与犀牛的化石。这些化石与中国古代典籍中的记录恰好互相印证。

那么,生活在这里大象为何最终退却到了中国的西南地区呢?在《大象的退却》这本书中,伊懋可认为:除了气候变冷的因素,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汉族的生产生活方式,导致了大象栖息地的根本性破坏,最终导致了大象的退却。在他看来,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汉族,其古典文化中蕴含着对森林的敌视。一个典型例证就是:“商代甲骨文中的农的象形字,似乎表明了在林间开展的活动。”这一点,其实非常容易理解。农耕的关键在于土地,而扩展土地的最好方式就是以刀耕火种的方式毁林造田。建立在对森林敌视基础上的农耕文明,必然对大象生活的栖息地造成根本性破坏。

伊懋可认为:与汉族相比,汉族周边的少数民族似乎更能与大象和谐相处。唐代文人在涉及傣族的文字中写道:“孔雀巢人家树上,象大如水牛,土俗养象以耕田,仍烧其粪。”这段文字就描述了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美好画面。

伊懋可谈到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在环境保护方面迥然不同的表现,让人想起谭其骧在《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》中的那段名言:“历史时期一个地区的植被情况如何,主要决定于生活在这地区内的人们的生产活动,即土地利用的方式。如果人们以狩猎为生,天然植被可以基本上不受影响。畜牧与农耕两种生产活动同样都会改变植被的原始情况,而改变的程度后者又远远超过前者。因为人们可以利用天然草原来从事畜牧,只要放牧不过度,草原即可经久保持,而要从事农耕,那就非得先把原始森林和原始草原予以斫伐或清除不可。”

伊懋可与谭其骧,真可谓是“东海西海,心理攸同”了。

然而,历史的反讽就在于,恰恰是与大象和谐相处的游牧民族,间接导致了大象的退却。具体而言,是游牧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战争间接导致了大象的退却。从全球史的角度来讲,每当气候变冷,游牧民族草场上的草变少,牛羊严重匮乏时,游牧民族就会向南迁移,并由此入侵农耕文明的汉族。战争频繁发生,一方面导致了五胡乱华,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,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出现;另一方面,也导致了汉人的迁移与南下。

为了躲避战乱,汉人纷纷南渡,于是农耕文明伴随着汉人的迁徙来到了江南地区,并逐渐引发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,而这种农耕文明方式的扩大,再一次侵蚀了大象的生活环境,促使大象再一次迁徙。就这样,游牧民族驱赶着汉族南下,南下的汉人驱赶着大象迁徙,仿佛一个连环套一般。可以说,这样的连锁反应是饶有趣味的。

更耐人寻味的是,在伊懋可看来,农耕文明导致的对森林的滥伐,一方面是对环境的极大破坏。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周边地区土壤流失,并逐渐沉积到河床、洪泛区、三角洲等地,逐渐扩大了黄河三角洲、长江三角洲、珠江三角洲的面积。如今,这些地区,毫无疑问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。这不仅让人想起中国古人所说的“福兮祸所伏,祸兮福所倚”的箴言。

大象一退再退

二、技术锁定与内卷

这就带来一个问题,当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之后,如何将北方的政治中心与南方的经济重心联系在一起,就成了一大难题。最终,京杭大运河就像现在的京沪高铁一样,将两者联系在了一起,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局面。不过,运河的修理与治理,就成了一大难题。在伊懋可看来,大运河也好,黄河也好,治理这些水域所建立起来的水利工程,既与自然环境息息相关,又与经济发展与政治机制相互作用。

在伊懋可看来,中国历史上的水利工程是前现代中国技术锁定的主要形式。所谓技术锁定,即已有的次好技术因其先确立所带来的优势而继续居于支配地位。也就是说,当一种水利工程建立之后,一开始总会给地方带来巨大的利益。但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一工程一方面给地方带来的利益开始减少,另一方面,维护这一水利工程所耗费的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却越来越大。最终,负担远远超出了利益。这种水利工程成为了鸡肋。但是,由于这一水利工程在建造时耗费巨大,人们又不愿意轻易放弃它,于是,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,它再也无法继续发展,最终陷入停滞状态。

与水利工程的停滞相类似,江南农业的发展也陷入到了这一窘境之中。在书的第二部分中,伊懋可用江南地区嘉兴的农业发展故事阐述了这一点。当汉人将农耕文明的方式带到南方后,伴随着人口的急速增长,精耕细作式农业成为了江南地区的主流。这一劳动极端密集型的农业发展方式,通过持续增加农作物的劳动时间来获得粮食的高产。

在经过一番比较后,伊懋可发现: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中国农业的亩产量要远远高于西方。然而,这完全建立在中国农民起早贪黑拼命劳动的基础之上,也就是所谓的低人权优势基础之上。更让人痛苦的是,即使如此拼命,农业产量并非随着劳动量的增加而增加。毕竟,农作物也有增长的极限。于是就形成了劳动力报酬的递减效应,用人类学家舒尔茨的话来讲,就是内卷了。在内卷的情况下,中国就只能徘徊在前现代的经济增长中,西方式的工业革命就很难在这里发生。人们最终只能选择通过开荒的方式来拓展耕地面积,而这一粗暴的方式再一次带来了对森林的滥采滥伐。而森林环境的破坏,将迫使大象再一次向中国的西南地区迁徙。

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,伊懋可在讲述了嘉兴的经济发展之后,顺便分析了西南地区贵阳与华北地区遵化的经济发展。他的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就是:前现代经济的增长与人均寿命呈现一种负相关的关系。在嘉兴,作为中国江南的富庶地区,人均寿命却不如贵阳。贵阳的经济要比遵化好,结果贵阳的人均寿命也不如遵化。就这样,经济越是发展,人均寿命反而越短。

我想,这恐怕也与内卷息息相关。毕竟,嘉兴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基础上,这必然会减损人的寿命。于是,问题来了,建立在环境的破坏与人均寿命降低基础上的经济增长,还有意义吗?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。

三、动物的悲剧

大象退却的背后,不仅仅是大象的辛酸史,也意味着着其他动物的悲剧。

在中国古典籍中,与大象一同出现的犀牛,在9世纪末还在中国的西南地区游荡,现在早已在中国灭绝。在古代中国的西南地区,有着巨大身躯的巨蟒早已不见,它倒是没有灭绝,只是蟒蛇的尺寸早已变小,我们很难看到古人所看到的蟒蛇了。

每个中国孩子都是读着李白的“两岸猿声啼不住”与杜甫的“风急天高猿啸哀”长大的。但是,如今,在长江两岸,我们再也看不到这些围观诗人的“吃瓜动物”了,它们是什么时候消失在长江两岸的呢?我们不清楚。或许,我们只能在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《长臂猿考》中追忆那些猿猴往昔的风采。

伊懋可在书中,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古诗来印证中国的历史,而在阅读一些中国古诗时,我总是禁不住出神。陶渊明在《归园田居》中写过“鸡鸣桑树颠”,由此可见,在东晋时期,中国人养的鸡还住在树上。与陶渊明遥相呼应,杜甫在《羌村三首·其三》中有一句“驱鸡上树木”,由此可见,唐代的鸡也是住在树上的。那么,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,中国的鸡逐渐离开了树,来到了鸡舍当中呢?中国的鸡的生活变迁史,其实不也是我们中国人生活的变迁史吗?

同样的,大象的退却,也不仅仅是大象的命运,更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史与命运史。如今,退却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象再一次踏上迁徙之路,一退再退的大象,它们的目的地又是在哪里呢?这是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问题。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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